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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单靠广告抵制运动无法遏制科技巨头

腾讯科技讯 7月6日,据外媒报道,社会公正会不会促进经济公正?这是美国“黑人生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提出的一个问题,该运动突出了美国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不平等。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企业界面临的问题,对大型科技公司来说更是如此。

大型公司担心被与在这些平台上发布的煽动性内容联系起来,因此Facebook、Snapchat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公司正失去广告收入。然而,要想遏制大型科技公司的经济实力,仅靠一场围绕仇恨言论的广告抵制运动远远不够。

首先,抵制可能只是一种机会主义方式,在营销预算已经下降的情况下,利用这种方式发出一些善意的信号。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押注于此,据说他已经告诉员工,“我猜所有这些广告商很快就会回到我们的平台上”。

不管他的猜测是否正确,包括星巴克、可口可乐和联合利华在内的抵制者在Facebook的整体广告收入中只占很小的份额。在Facebook 700亿美元的广告收入中,超过70%来自小企业,而这些小企业已经在新冠疫情中遭受重创。

然而,当他们重新回来时,很可能会把剩下的营销预算都花在数字广告上,因为数字广告比其他类型的广告更便宜、更高效。的确,数字广告受到了冲击。但所谓“监控资本主义商业模式”的可行性并没有改变,这种模式致力于将个人数据商品化以赚取利润。

事实上,最大的消费者数据收集者,包括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很可能在疫情过后规模更大,实力也更强。在少数几家大公司的支撑下,科技板块在标准普尔500指数(S&P500)中的权重接近30%,为20年来的最高水平。

因此,尽管抵制活动会引起人们对有毒内容、隐私和公民自由等问题的关注,但公平分享数字财富还需要其他东西。最重要的是增加透明度。与大型金融机构一样,大型消费科技公司也在进行信息交流。

他们坐在沙漏的中间,以消费者、竞争对手或监管机构无法企及的清晰度审视每笔交易。这种信息不对称给了他们有争议的优势。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言,要想让市场公平有效,交易双方都需要平等地获得信息,并对交易内容有共同的理解。

但如今的监控资本主义不是这样运作的。在线交易的不透明及其赋予大型科技公司的权力,是欧美监管机构希望打开算法黑匣子的一个关键原因。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最资深的成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提出了一项立法,将改变数据收集的动态。

2008年金融危机后,布朗始终在呼吁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金融监管。它的目的是将责任从消费者身上转移出来,因为消费者必须阅读4000字的隐私政策,然后点击“我同意”。除了禁止面部识别技术外,它还将把数据货币化限制在单次交易上,而不是允许公司收集消费者数据,无限制地用于各种用途。

这些规则的实施可能需要算法审计。由于新冠疫情相关的推动,人们对使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来管理信用评分、贷款申请、招聘决策等的兴趣有所增加。避免“算法主义”似乎与社会公正有关,但也与竞争相关。

企业抱怨称,如果监管机构迫使他们打开算法黑匣子,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那么他们服务的易用性和实用性就会下降。布朗参议员的回答是:“硅谷应该做它一直做得最好的事情来回应,即创新。”

布朗将其与上世纪60年代的环境灾难进行了类比,后者最终导致了《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美国环保署和低排放汽车的诞生。最近,当特斯拉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汽车制造商时,这一趋势达到了顶峰。

除了不透明,大型科技公司还依赖规模和全球影响力来产生不成比例的利润。但去全球化和世界技术格局的分化将限制公司跨境增长的能力。

与此同时,在美国,苹果、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的负责人将于7月底参加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反垄断听证会,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关于美国竞争政策的首次大辩论。

大型科技公司经济实力暴增的最后助力是税收政策。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的提议中,没有任何一项会像英国和某些欧洲国家所提议的那样,专门对科技行业增税。

然而,正是由于相对较低的税率,大型科技公司才得以保留了大部分公司利润。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经济公正,我们也许需要征收数字红利税。企业联合抵制是一种政治声明。但要想对硅谷的底线产生影响,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腾讯科技审校/金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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