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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军队作战体系的历史演进

体系作战是信息化战争的基本形式。作战体系是由各种作战系统按照一定的指挥关系、组织关系和运行机制构成的有机整体,是进行体系作战的物质基础,也是聚合和释放体系能量的物质载体。鉴此,科学构建与高效运行作战体系,直接关系体系作战的胜败。一切新事物都是在旧事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宏观上说,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都是客观世界按照自然规律演进的历史过程,都不能脱离绵延发展、亘续不断的历史长河。因此,我们只有厘清中国古代军队作战体系的演进脉络,揭示作战体系的发展规律,才能更加科学和深刻地对信息化兵器时代作战体系进行认识和把握。中国古代历史,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发展阶段,至1840年鸦片战争截止,主要经历了冷兵器时代和热兵器时代,其作战体系随着军事技术、社会形态、思想文化的发展而演进。

冷兵器时代,包括木石(自然)兵器时期、青铜兵器时期和铁兵器时期,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发展阶段。虽然手中武器比较简单,古代人同样有着整体思想、朴素的系统思想,基于对作战效能的无限追求,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系统原理进行简单的体系对抗,力求从整体上战胜敌人。冷兵器时期的作战体系,虽然作战手段比较原始,要素构成比较单一,但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其基本构成而言,主要包含作战力量、作战指挥、作战侦察和作战保障等系统。

作战力量系统是作战体系的“拳脚”,主要由人和武器装备构成,是作战体系物质流的客观表现形式。冷兵器时期的作战力量,武器装备与单兵、作战平台间的联系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而缓慢发展。原始社会主要使用石斧、石刀、弓箭等石质兵器,与之对应的是单兵和部落的群体作战;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时期)刀、矛、戈、戟、弓弩等青铜兵器的问世,带来了“贵族为将乘车、平民徒手持杖”的车兵作战;公元前3世纪(秦王朝)铁质兵器的大量制造及应用,使得阵战的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弩阵、车阵、步阵、骑阵等作战阵法,“正正之旗、堂堂之阵”的作战力量构成广泛运用。作战力量系统构成单一、结构松散,是一种基于体力的对抗。

作战指挥系统是作战体系的“大脑”,是作战体系的核心中枢。冷兵器时代,军兵种少,武器装备简单,战场面积狭小,其指挥机构也简单,没有专门的指挥机构,由国家行政机构替代,大多情况下,指挥人员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仅有少量谋士和辅助人员协助皇帝或将帅进行指挥决策。由于没有专职的指挥机构,设备实体也较为简单,主要有号角、锣鼓、彩旗、灯火、烽火台等音响和目视设备。指挥方式主要是集中指挥,但出现了分散指挥方式。如《孙子兵法·九变篇》提出的“君命有所不受”,则是根据作战实际、灵活运用分散指挥方式的典范。作战指挥的运行流程通过“将帅命令音视设备士兵行动”来实现。

作战侦察系统是作战体系的“眼睛”,提供对整个战场的感知,为指挥决策和行动提供条件。起初,作战侦察和作战指挥要素连在一体,是指挥机构的组成部分,后来有一部分侦察仍与指挥要素相连,而有一部分侦察要素与行动要素联结。中国古代探测主要以目力侦察为主,依靠侦察兵或特工人员使用目视侦察器材或捕获俘虏等进行侦察。侦察信号的传递也主要通过目视进行区分和判断,如通过烽火狼烟来判断敌情,通过旗语和灯火传递相应的侦察信息等。并且,尤其注重“用间”。如《孙子兵法·用间篇》指出:“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可见,从夏朝起至春秋,通过间谍来进行战略侦察始终是用兵之要。总的说来,作战侦察系统时效性、准确性较差,手段原始。

作战保障系统,是作战体系正常运转的基本保证。这里所说的作战保障,是涵盖作战、后勤和装备的广义保障。冷兵器时期作战比较简单,作战保障的内容主要是粮秣供应、战伤医治、营寨构筑和交通运输等。与之相适应,形成了以自筹自备为主、后方供应和取之于敌为辅的保障方式。兵学圣典《孙子兵法》早有论述:“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古训,也流传至今。可以说,自古以来,人们都对作战保障高度重视。

热兵器时代的作战体系,是指从火器的出现至以坦克、装甲车为代表的机械化兵器开始应用于作战之间的线式作战体系。在外国,热兵器时期从14世纪开始,至20世纪初结束。其中14至17世纪为冷热兵器并用时期。在我国,热兵器时代经历了宋元时期、明清(鸦片战争以前)时期和近代时期。这一时期的作战体系,随着火器的运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作战力量系统要素增加,协同涌现。火器在军事上的广泛运用,促使军队编制和装备发生较大改变,各军(兵)种的地位和作用发生新变化。火器出现的最初阶段,军队是在原建制内增加携带火器的火器手。随着火器的增多,使用冷兵器的人数逐渐减少,至明中叶,已是“京军十万,火器手居其六”。该时期,炮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出现于战场;战车又重新出现于战场,成为独立的战车部队,这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车兵是有本质不同的。它是火器与车辆相结合的产物,其基本目的在于“用火”,即充分发挥火器优势。此时,作战力量系统构成要素增加,军兵种协同作战涌现,是一种基于化学能的对抗。

作战指挥系统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火器出现以后,军队数量和兵种增多,战争规模扩大,组织和运用火力、后勤保障、战场管理等日益复杂,指挥决策的方法、手段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18世纪至19世纪末,西方军队团以上部队出现了从事作战指挥的专门机构:司令部和参谋部。在我国古代,火器大量投入战场后,军队指挥员的首要任务已不再是躬亲厮杀,而是不断地冷静判断战场情况,及时定下决心和组织各兵种协同,注意发挥各兵种力量并及时把力量投入到有利于己的方向上去夺取作战胜利。指挥方式的重大变化对部队司令部工作和情报、通信系统提出了新要求。如明代实行卫、所制后,凡大规模攻防作战,均由朝廷临时命将,组成战时领导机构,并调卫、所军归其指挥。清代重要军事决策由五大臣会议决定,后军国大计由军机处掌管。此时,独立的指挥机构生成决定了指挥的专业化和复杂化特性,更加凸显指挥的重要性。

作战侦察系统构成更加独立化和专业化。以往目力侦察在很多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需要发展侦察监视技术来拓展人眼的功能。西方后来出现了各种由透镜构成的望远镜,延长了侦察监视的距离。我国古代这一时期在通信手段上,继秦代邮驿通信之后,唐、元代又建立了通报边境军情,传递朝廷政令的驿站机构,制定了驿传的各项制度,构成组织严密、设备周全的全国驿传网络。作战侦察实现了从简易的信号音响和步骑通信,到多种通信机构与设施建立的过程。

作战保障系统的后勤、装备保障要素地位增加。随着热兵器逐渐成为主战兵器,作战力量的保障逐步以后方供应为主,在伤病员救治、交通运输、装备维护等方面均采用新的技术手段。由于炮兵、步兵和骑兵装备了大量的火器,其作战中火药和弹药的携带量也就大大增加,因此在明代“戚家军”的编制中也有了“辎重兵”这一专门的兵种。虽然在此之前,历代都有“守轴重”的兵卒与车马,但正式将他们列为兵种,定出编制,还是首见于《练兵实纪》中“辎兵”这一提法。此时,后装保障地位突出,数量规模和保障压力增大。

自人类战争产生以来,作战体系都是一个系统,只不过其发展经历了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从简单到复杂,各要素的联系从松散到紧密、从弱耦合到强耦合的过程。从上述中国古代作战体系演进中,我们可以探究作战体系发展的本质规律。

一是技术引领规律。技术决定生产方式,也决定作战方式。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作战。作战体系的发展历程,也是生产方式在军事领域的延展。从最早的石斧、石刀开始,构成了原始社会的混战作战体系。这种混战的作战体系主要就是人与冷兵器结合的单个格斗的简单累加,其制胜机理是数量制胜;奴隶社会阵战的形成较之原始社会混战的最大进步,即阵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加入了人的主观设计的战斗形式,阵战战术也因此趋于合理;秦汉以后,由于骑兵逐渐取代步兵成为主要兵种,在许多重大战役中担负着主要而具有决定意义的任务,使得骑战逐渐上升为主要位置,成为作战的主要方式;明代至清代中叶,随着火器数量及质量的空前发展,步兵和步战逐步成为军中主要成份和作战方式。但这时的步兵和步战无论是在质量还是战法上都与先前的步兵和步战有了很大的不同,它是一次变革,而不是一种倒退。

二是“弥补短板、形成合力”规律。冷兵器时期尤其是原始社会时期,单兵与武器的结合成为主要作战方式,也是作战体系作用的重要方式。此时,单兵与冷兵器的结合上存在着固有的弱点:使用者的后方相对薄弱,难以进行有效的防护。在混战中,如果拥有数量优势一方那些“多出来”的参战人员在“多打一”的情况下去攻击了对方参战人员的这个部位,对方就极易被杀伤。因此,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一方将士兵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成阵,相互掩护彼此的后方才有可能抗击数量占据优势的敌军士兵的攻击。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以及借鉴了围猎活动的成功经验,阵战战术才得以产生。可见,弥补短板、形成合力,是作战体系持续发展的普遍规律。

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战争形态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和智能化战争接续迈进。虽然战争的本质未发生改变,但战争的特性发生了深刻变化,而战争复杂巨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作战体系也在按其固有规律不断演进。无论是冷兵器时代基于体力的作战,还是热兵器时代基于火药的作战,其基本运行规律就是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人、武器装备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革,作战体系的能量聚合和释放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以古观今,信息化战争的体系作战,信息流成为控制物质流和能量流的主导因素,与之对应的是基于信息网络的能量聚合和释放方式,反映了信息化战争体系作战的本质。智能化战争的体系作战,有人—无人编组将成为基本组织形式,多域协同作战将成为基本作战方式,以智聚优将上升为战争制胜机理。历史是现实的教科书,未来已来,我们只有遵循作战体系演进的本质规律,科学设计和构建“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作战体系,才能在未来战争中涌现出新质作战能力,以能击不能。

版权声明:本文刊于2020年7期《军事文摘》杂志。作者:刘玮琦、宋志峰、李路。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转自《军事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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